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貧困人口中42%是因病致貧返貧，有的地方甚至高達50%。可以說，在全面脫貧的道路上，“因病致貧”帶來的考驗十分巨大。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對此都十分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措施。那么，主要辦法有哪些?各地還面臨什么難題?

“一旦生病就扛不住”

黑龍江省蘭西縣遠大鎮(zhèn)民主村，張富民家兩間土房搖搖欲墜。桌子上、抽屜里最多的東西就是藥瓶子和藥片。前些年日子過得還可以，后來張富民和妻子都患上了布病。為了看病，他們花光了全部積蓄，親戚朋友能借的都借了，現(xiàn)在僅藥費每年就得4萬多元。

張富民有兩個孩子，一個上大學，一個讀初中。“要不是為了孩子，我們兩口真不想再受這個煎熬。”50歲的張富民說著抹起了眼淚，“沒有錢買好點的藥，只能靠廉價的藥維持，看上去和常人沒什么兩樣，但渾身沒力，不及時吃藥就可能暈倒，干不了活”。

在一些地方，像張富民一樣“因病致貧”的還有不少。

家住貴州省畢節(jié)市赫章縣水塘鄉(xiāng)馬圈巖村的陸正方以前是村里的支書，家境還算不錯。他和老伴安光美一年的收益和領取的補貼，加在一起有5300多元。

“我們老兩口的收入剛剛夠生活，不敢生病，一旦生病吃飯都成問題。”陸正方說，之前兒子陸光全得了闌尾炎、腎結石等疾病，為了治病，花光了家里幾乎所有的積蓄。

江西省吉安市扶貧辦主任巴庚明說，這些因病致貧戶中，有不少本來家境尚可，但一人得病、拖垮全家。疾病是他們脫貧的阻礙，只有重獲健康，這些人才能擺脫貧困。

“健康扶貧”在行動

6月，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國務院扶貧辦等15個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關于實施健康扶貧工程的指導意見》，提出加大健康扶貧工作力度。

7月，在全國健康扶貧工作會議上，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今年我國新農合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將再提高5個百分點以上。

與此同時，國家對貧困地區(qū)醫(yī)衛(wèi)建設投入不斷傾斜，中央專項投資794億元支持貧困地區(qū)11萬個衛(wèi)生計生機構基礎設施建設，醫(yī)院對口幫扶覆蓋832個貧困縣。另外，新農合、大病保險、大病救助這三項最基本的保障也在逐漸加大力度。

在各地，健康扶貧的探索也很多。甘肅、貴州等地擴大重大疾病報銷病種，將所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新農合住院費用報銷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大病保險補助起付線降低。貴州重大疾病患者、特困供養(yǎng)人員、80歲以上老人等重點人群的報銷比例達到100%。

還有的地方精準排查致貧病因，努力通過預防措施減少“因病致貧”發(fā)生率。如四川省推動健康扶貧“關口前移”，省市財政每年出錢，每兩年為大家全面體檢一次，盡量減少大病患者。

任務仍很艱巨

盡管各級政府的投入逐漸加大，但一些基本矛盾和體制不順仍然制約著“健康扶貧”取得更大成效。

貧困地區(qū)群眾最普遍的問題是看病難、看病貴與看病遠疊加。最理想的狀態(tài)是“小病不出鄉(xiāng)，大病不出縣，疑難雜癥再轉診”，雖然各地通過分級診療和新農合報銷級差引導群眾就近診療，但由于基層醫(yī)療技術和管理水平不足，導致問題難以有效解決。

在甘肅隴東革命老區(qū)，一些鄉(xiāng)鎮(zhèn)衛(wèi)生院至今沒有一個執(zhí)業(yè)醫(yī)生，往往是“一旦考上執(zhí)業(yè)證書，就調走、流失”。慶陽市華池縣居民反映，現(xiàn)在鄉(xiāng)鎮(zhèn)衛(wèi)生院看病報銷比例最高，但大夫很少，醫(yī)術也不行，大家只好舍近求遠跑到慶陽市看病。

另外，新農合、大病保險制度與醫(yī)療救助、大病救助制度之間，在對象、程序、標準、信息等方面缺乏有效的銜接機制，也導致許多貧困戶不能享受到相關政策。

本來民政部門針對困難群眾就醫(yī)專門設立了民政救助和疾病應急救助等制度，但按現(xiàn)在標準，許多建檔立卡貧困戶不在此列。比如，2014年底江西省建檔立卡276萬貧困人口，可納入救助范圍的僅為三分之一左右。

基層干部還反映，現(xiàn)在許多報銷比例乍聽起來很高，但由于加上了“縣內”“目錄內”等諸多限定條件，群眾在患大病后往往選擇外出看病就醫(yī)，難以享受這些政策。他們呼吁應盡快在更高層面進行大病保險的制度設計和統(tǒng)籌，化解目前面臨的難題。( 半月談記者 張欽 高皓亮 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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