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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人次低 民營醫院如何擺脫尷尬境遇

2016年11月01日16:45    來源:光明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診療人次低 民營醫院如何擺脫尷尬境遇

  滿足公眾多元化的醫療服務需求,這原本是醫改啟動之初對非公立醫療機構的主要期待之一。但國家衛計委提供的一組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6月,全國醫院總診療人次達15.7億人次,其中民營醫院僅有1.9億人次,公立醫院高達13.8億人次。

  民營醫院在中國發展20余年,截至2016年6月,其數量多達15303家,超過了公立醫院2000多家,但其診療人次卻不足公立醫院的15%,緣何民營醫院陷入如此尷尬境遇?

  制定獎懲措施 化解信任危機

  事實上,“民營醫院”是一個沿用已久但并非規范的說法。在我國現有的醫療體制中,醫療機構有“公立”和“非公立”兩類,后者的投資主體既有境外資本,也有國內社會資本。“民營醫院”就是指那些由國內社會資本投資的非公立醫院。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分會常務副會長趙淳認為,誠信問題是造成民營醫院陷入尷尬境遇的原因之一。

  從事民營醫院行業管理工作近20年的他,見證了我國民營醫院的一路發展,也看到了問題所在。“中國民營醫院的門檻太低。歐美和日本對于資本進入醫院有著嚴格限制,他們會考慮資本來源是否有原罪,因為這直接影響醫院未來的誠信以及存活周期,但國內卻無人顧慮。”趙淳認為。

  趙淳指出,以飽受詬病的莆田系為例,他們靠張貼小廣告假稱治愈性病等手段獲得的“第一桶金”,幾乎決定了他們的初心是為了賺錢,所以等他們的數量號稱占據民營醫院的“半壁江山”后,勢必會影響整個民營醫院的口碑。“當前民營醫院缺失的是一種精神。”

  “這種精神缺失導致了整個行業的信任危機,最終出現了患者不信任、行業不認可、政府不放心的行業現狀。”作為一家民營醫院的掌門人、京東譽美腎病醫院院長郭華偉指出。

  健康服務業發展改革聯盟執行主席田佑中則認為,行業監管不夠也導致了民營醫院違規成本過低,并間接造成了全行業的信任危機。

  對民營醫院的監管,趙淳介紹,國內目前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門監管和行業組織規范引導,雖然魏澤西事件后有所加強,但總體還是存在監管過松的問題。“應該制定一些規范,一旦不法醫院觸碰騙保、坑蒙患者等‘紅線’,就應嚴懲甚至撤銷其經營權,以示懲戒。”

  不但要對不法民營醫院嚴懲,還要對規范執業的誠信民營醫院進行大力宣傳和褒獎,這樣就可以對中間的大多數民營醫院有所懲戒或引導。這也是趙淳所說的“抓兩頭、帶中間”的監管方式。他介紹,最近幾天協會正在依據國家衛計委管理醫院的相關大數據,對各地民營醫院協會推介的400多家民營醫院進行以誠信自律為主要內容的行業評價。這項評選工作已經開展了十余年,每兩年評選一次,這也是我國民營醫院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項自律活動。

  打造合作平臺 突破人才困境

  不但要面對信任危機,絕大多數民營醫院還面臨著人才困境。

  “對于任何醫院,人才都是核心要素。”郭華偉指出,公立醫院由于具備天然優勢,可能沒有民營醫院體悟得深刻。

  她所說的天然優勢,就是公立大醫院的職稱評定、學術氛圍、科研優勢等待遇,而這些對于一名醫療技術人才來說,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公立大醫院對人才的“虹吸”現象,讓民營醫院人才隊伍一直十分局促。

  如何緩解這種現狀?趙淳希望,政府能從促進民營醫院生存發展的角度出發,將醫務人員多地點執業的政策落到實處,逐步讓醫務人員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為民營醫院發展創造必要條件。

  此外,民營醫院大多奉行拿來主義,缺乏人才儲備觀念。田佑中指出,不少醫院陷入“招聘—流失—再招聘—再流失”的惡性循環。相當數量民營醫院把培訓僅僅作為成本而非長遠投資,具有被動性、臨時性和片面性。他建議,可以和科研、臨床水平較高的醫學院或醫院密切合作,依托他們的平臺為醫院選拔吸引人才提供機會。

  不僅如此,郭華偉認為,民營醫院還要用醫院文化和制度留住人才,可以采取合作伙伴的方式,同時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為其職業生涯提供發展支持。

  給予政策扶持 保障后續發展

  “在醫保、稅收、購置設備、醫療定價等方面,民營醫院仍遭受歧視的‘玻璃墻’待遇。”趙淳指出,既然民營醫院具有“準生證”,就應該對其后續的發展給予政策扶持。

  據趙淳介紹,醫改以來,我國相繼制定了《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醫療機構設置規劃指導原則(2016—2020年)》等政策,這些政策將社會辦醫納入相關規劃,按照一定比例為社會辦醫預留床位和大型設備等資源配置空間,對民營醫院的未來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他舉例說,政策規定優先設置審批社會力量舉辦的非營利性、資源稀缺的專科醫療機構,對于當前我國急缺兒科、康復和精神科的情況下,就可以鼓勵社會辦醫進行有益補充,這無疑對患者是有利的。

  但在政策扶持方面,專家們同時指出,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例如,應該放開醫師利用業余時間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執業或開設工作室;加大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支持保險業投資或設立醫療機構,推動非公立醫療機構向高水平、規模化方向發展等。

  (光明日報記者 金振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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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許曉華、趙敬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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