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專科進村記
安玉勇（左）去村民家，評估患者病情。受訪者供圖
一名16歲的患者出院前，給醫護人員寫下感謝信。受訪者供圖
精神衛生專科的醫護人員在村子里評估患者病情。受訪者供圖
那是一個瘦小的母親，約莫70歲，不到1.5米高，從屋子里一跛一跛地走出來。
她的兒子躺在一堆秸稈上，身形幾乎是母親的兩倍大，面對陌生人，眼珠骨碌碌地轉。
這個家沒有門、窗和正常的生活。父親早逝，兒子精神異常，母親不愿把他送去就醫，“怕被人欺負”，看護孩子占據了她謀生的時間。她曾被發病的兒子推倒骨折。
李存峰忘不了這對母子。2013年，作為山東聊城東阿縣的一名衛生院公衛醫生，他去村子調研，第一次意識到，需要在基層建立專業機構，幫助這樣的家庭。
他聽聞的東阿縣發生的真實事件還包括，一名精神障礙患者沒有及時送醫，發病時殺死了岳母、妻子和兩個孩子；還有一名患者，用鐵锨切下了鄰居的頭顱。
7年之后，聊城東阿縣牛角店中心衛生院正式開設精神衛生專科，擁有全院100張病床中的30張。從開始接收病人算起，這些病床幾乎從沒空過。院長李存峰開始實現當初“不切實際”的想法。
10月底的一天上午，20個穿著藍白條紋病號服的精神衛生科住院患者到衛生院前的空地曬太陽，有的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坐在角落玩手指。
衛生院的圍欄外，牛角店人正在趕集。一個修鞋的男人每次都來集市擺攤。他曾是精神障礙患者，治療后出院，現在能靠手藝養活自己。
一年多以來，已經有150人從這間科室出院，有的去理發店當學徒，有的能完成基本交流，有的還在家人的監督下服藥，醫護人員會定期探望他們。
在全國范圍內，像牛角店中心衛生院這類一級醫院，開設精神衛生專科的嘗試尚屬少數。
準備了五條約束帶
開精神衛生專科，李存峰以為自己準備好了，但真實的恐懼是隨著一記耳光襲來的。
2020年5月1日早上8點半，第一名患者被家人送到醫院，父母登記信息后，他沉默地走進病房。隨后，載著更多患者的電瓶車、三輪車、面包車涌進衛生院，李存峰計劃，30張病床當晚就全部住滿。
他提前雇用了3名保安人員，準備了5條約束帶，抽調了各科室相對強壯的男護士。衛生院還和派出所、牛角店鎮政府說好，必要時請民警幫忙維持治安。
忽然，從聊城市第四人民醫院特派來衛生院接診的醫生挨了一記耳光。打人的患者是附近鄉鎮派出所帶來的，不愿入院，有情緒。
“跟我想象的不一樣。”李存峰害怕了，科室配備了2名醫生、3名護士，應對不了30名患者，他決定終止當天的入院程序。
他和2位醫生擔心，13名男患者和5名女患者同住一條走廊，即使中間隔著兩道鐵門，也容易出問題。此外，當時的醫護人員大多是男性，李存峰最終決定，第二天把女性患者，以及有明顯自虐、暴力傾向的重癥患者送往聊城四院。
第二天，更多男性患者入院，30張病床住滿了。
根據科室醫生的統計，截至目前，入院患者最年長的超過70歲，最年輕的16歲。四五十歲是患者最集中的年齡段，最常見的疾病是精神分裂癥和雙相情感障礙，“城市里常見的抑郁癥，在這里比較少見，但也有增多的趨勢”。
醫護隊伍擴大了，如今有3名醫生、4名護士、2名護工，24小時輪班。其中有聊城四院派來的醫護人員，也有衛生院的職工。這是這所鄉鎮衛生院能為精神衛生專科配置人員的極限。
牛角店鎮位于東阿縣東北約20公里處，10月，秋收正忙，從衛生院出發一路向西，能看到農戶門前的玉米堆和原野上紅色的拖拉機。
農機具是集市上的熱賣商品，在農業發達的東阿縣，有1753名精神障礙患者，約占總人口千分之四點五。因為“怕丟人”，不少家庭長期隱瞞家人病情，基層又缺少精神衛生專科，患者要到城市去就診，難度很大。得不到及時醫治的患者病情往往越拖越重。
在附近村子的居民眼中，精神衛生專科的治療項目都是“稀奇事”。
專科坐落在中醫科二樓，有洗浴室、洗手間、活動室和2間住宿病房。
患者可以在活動室里拳擊假人，接受“宣泄療法”，也可以坐在按摩椅上聽貝多芬的樂曲。
活動室里的監控攝像頭，將患者的實時情況傳送到李存峰的辦公室。
他們每天早睡早起，服藥兩到三次，幫助科室打掃衛生和修剪綠植。他們喜歡下象棋、看電視、打撲克牌，有時能在活動室玩一個下午。不少人曾是村子里漫無目標的流浪者，有的還走到幾百公里外去。
有人當“紀律委員”，組織其他人排隊取藥。這個在院時最守紀律的人，一回家就自稱沒病，拒絕吃藥。
“會不會被當成精神病院”
2019年年底的牛角店和往年一樣寒冷。村民在地里種上小麥，等待降雪。超過200人擠進東阿縣劉集中心衛生院，其中150人是精神障礙患者。
這一天，針對東阿縣全縣精神障礙患者的摸底、現場評估工作啟動了。
有人坐在地上等檢查，有人尿褲子。5名醫護人員給每個患者分發小面包。一名患者指甲太長，醫生幫他修剪，他喉嚨里“嗚嗚”的，最后給醫生作了個揖。
來自聊城四院的醫生為這些患者逐個診斷，決定誰將第一批入住牛角店中心衛生院精神衛生專科。
為此，醫護人員提前去了劉集鎮附近數個村委會，動員村支書、鄉村醫生，號召村里的精神障礙患者到衛生院參與評估。當天，一些暫時無法收治的重癥患者，被送往聊城四院就診。救護車折返了三趟。
此后，這樣的大型評估工作進行了2次，持續3個多月。還有一些精神障礙患者無法外出，由醫生逐一家訪。篩查結果是，東阿縣有174位重癥精神障礙患者需要住院。
從2013年那個“念頭”，走到患者情況摸底這一步，李存峰用了6年。他曾考慮，為轄區的精神障礙患者提供居家醫養服務，但家庭醫生往往不具備精神衛生科的專業技能。
多年以來，牛角店鎮的精神障礙患者需要到聊城市第四人民醫院就診，那是聊城市唯一一家以防治精神病為特色的三甲專科醫院。
一位患者家屬回憶，從牛角店去聊城四院，要花兩個小時，倒3趟公交車，路上還要“盯人”。還有患者曾被公交車司機婉拒于車門之外。
2019年，恰逢國家鼓勵基層醫院和三級醫院合作診療，李存峰開始想著在衛生院成立精神衛生專科。院里有領導提出擔心，“我們是綜合性公立醫院，不缺病人，沒必要承擔風險”“他們來了可能會吵鬧，影響其他科室的病人”。這類患者用藥貴、食宿貴，需要醫護人員24小時到崗，“能不能收回成本”。
最尖銳的問題是：“牛角店中心衛生院被外界誤以為是精神病院怎么辦？”
一些醫護人員在牛角店鎮出生、長大，對這所衛生院很有感情，直接問“會不會嚇跑（其他科室的）病人”。
1977年出生的李存峰在衛生院從防疫員做起，一直到當上院長。他外向健談，善表達，思想活絡，“在東阿縣的鄉鎮衛生院院長里，他年紀較輕”。
籌建精神衛生專科前，他到處做思想工作、求援助，和衛生院領導班子反復開會，試著為那些疑問找到答案。還有一個實際問題是，牛角店中心衛生院沒有一位精神衛生專業的醫護人員。
最為這事發愁時，李存峰去拜訪了聊城四院的黨委書記武建胤。
武建胤是聊城市在心理衛生領域最權威的專家之一。這位心理學博士在聊城四院工作13年，接診的患者五分之四來自農村。他曾見過許多農村家庭，因為成員患上精神類疾病，逐漸貧困化。還有的患者，從聊城最南部的村子出發，得花3個小時才能到聊城四院。有時幾個家屬都拉不來一個患者，不得不派救護車到村里接人。
武建胤主張把精神衛生病房建到農村里，方便患者就近就醫。2012年，聊城四院自籌資金1100多萬元，在莘縣十八里鋪鎮開設分院，開放了200張床位，但武建胤也說，“沒有那么多資金，能在聊城每個縣都籌建一個（分院）”。
李存峰找上門時，武建胤支持他的想法，雙方初步達成建立醫療聯合體的合作意向：聊城四院提供醫護人員，牛角店中心衛生院提供場地、資金、藥物等。
計算治療費用也成了難題。根據東阿縣過去的情況，一級醫院沒有開設精神衛生專科的相關收費項目，東阿縣醫療保障局和衛生院不得不翻找資料，尋找對策，還請第三方公司為即將開展的十幾項治療項目進行成本測算。
如今，衛生院的精神衛生專科住院費每天180元，比聊城四院節省80元，低保戶或經濟困難的患者可以享受免費治療，其他患者在享受醫保等各項報銷后，每天只花10元生活費。
武建胤多次邀請衛生院的工作人員來聊城四院學習病區建設、人員配置等。當時參觀的工作人員回憶，他們學會男女分區，不給精神障礙患者提供筷子，碗、湯勺、洗漱用品都用塑料制品。這家成立于上世紀50年代的衛生院，還第一次建設了圍欄。
武建胤也帶著人去牛角店參觀，提出了許多建議：暖氣片要包裹起來，不能外露；卸掉門把手，避免它們成為“武器”；衛生間的地板要涂上防滑膠……
牛角店中心衛生院還有70個普通床位，住著其他科室的患者，他們與住在最南邊的精神障礙患者互不打擾。
“讓我回內科，我也不愿意了”
今年5月，從東阿縣縣城通往牛角店鎮的路上，衛生院副院長張燕在麥田邊等了3天。
她等待的是一個赤裸上身、留著長發的中年男人。他背著兩個大麻袋，鞋子破了，腳趾頭露在外面。
張燕是在去上班的路上發現這個人的。當時，他看起來正在漫無目的地行走。
張燕搖下車窗，和男人交流，對方沒有回應，自顧自地坐在路旁休息，然后面無表情地繼續行走。
“他應該去我們那兒就醫。”此后，張燕選擇在同一時間、同一路段等待。最終，她根據路邊小販提供的線索，找到男人所在的村子，再通過村支書找到那戶人家。
類似的事還發生在不久前，張燕聽見集市上突然有人叫罵，馬上去找聲音的源頭。
叫罵者手握一支裹著破布的喇叭，承認“我有病”，卻拒絕張燕的幫助，“醫生給我看不好的”。
熟悉他的同村人不以為然，“平常他就好在村子里喊” 。他的兒子也習以為常，“沒事，他還知道干農活，不打人，不惹事”。
這兩個行為異常的男人，都被張燕寫入“工作安排”。她準備上門和家屬溝通，勸說他們送患者住院治療。
組織牛角店鎮65歲以上的老人體檢時，張燕發現，有人各項檢查都達標，卻天天來看病；有人登記信息時，問什么都不開口；還有人舉起雙手時，突然笑個不停。
“以前體檢就放過了。”張燕回憶，“但我跟精神衛生專科的醫生入戶，學了不少知識，能發現異常。”
張燕提到的醫生是聊城四院的安玉勇，他每周到牛角店的衛生院工作兩天。以往，他接診過的患者里，有家屬在屋里挖一個深坑，讓患者坑里吃住多年。也有患者被鎖在籠子里，送到醫院時已經無法站立。
他很難想象那是什么場景。直到被武建胤派到牛角店，他跟著鄉村醫生一起入戶隨訪，“聽說”才成了“看見”。
有位患者被母親鎖在屋里，沒有衣物，裹著黑黢黢的棉被。安玉勇多次勸說，想把患者接到衛生院，他母親不同意，情急之下當場暈倒。
安玉勇越來越了解農村精神障礙患者的處境，由于缺乏相關知識，許多癥狀長期被忽略：被動懶散、不愛說話、不愿和他人接觸的人，常被形容為個性內向；酒精依賴導致的精神障礙，多被描述為“愛喝酒”。
“林林，打牌啦！”
下午，精神衛生專科的走廊里經常響起住院者的呼喊聲。
他們招呼的這位牌友是精神衛生專科的護士長張桂林。她曾是內科的護士長，被衛生院選中去精神衛生科時，她起初不愿意。衛生院的領導連續20多天給她做思想工作，直到2020年10月，她才同意試試。
剛開始，她不想在病房里待，和患者保持距離。有患者脾氣大，愛罵臟話，氣得張桂林多次申請調離。
后來，她主動給這個患者買了火腿腸，兩人的關系慢慢轉好。她還在精神衛生專科學會了下中國象棋，有時還陪著患者一起寫毛筆字。
“你寫得不如我。”一名患者得意地說。
“那你用圓珠筆寫的字可能不如我。”張桂林回復。
醫患間建立了信任和感情。患者學著醫生，叫張桂林“林林”。她通宵值班，有患者主動提出替她守夜，讓她回屋睡覺。
“現在讓我回內科，我也不愿意了。”張桂林說。
她照顧的一名16歲患者出院時，寫了一封感謝信：“我（去工作）給我奶奶買個老年手機，謝謝阿姨對我的開導。”
“我兒子能不能回家？”
一位80多歲的失明老婦人是精神衛生專科的常客。
她總是拄著拐杖，帶著餅干、蘋果和親手包的水餃來，和丈夫一起探望42歲的兒子。張桂林記得，隔著鐵門，母親一邊用手摸著兒子的臉，一邊哭，兒子卻在另一側咯咯笑。
這位老婦人最常問：“我的兒子能不能回家？”
張桂林去過他們家，臥室和廁所之間系著一根繩子。兒子出院后，年邁的父親要帶著兒子去喂豬，失明的母親留在家里，需要上廁所時，順著那條繩子挪過去。
在精神衛生專科，每個病人都有專屬的柜子，塞著家屬送來的“心意”：左上角的柜子塞得最滿，家屬每周都送來兩只燒雞；有些柜子一直是空的，因為家屬從沒來過。張桂林找機會給不常探望的家屬打電話，“天氣冷了，送棉拖來吧” 。
還有些年邁的家屬，因無力去衛生院取藥，不得不給已出院但仍需服藥的病人減藥，或依靠鄉村醫生送藥上門。
一對50多歲的兄弟都患有精神疾病，失去父母后，他們逐漸失去了與外界溝通的能力。同村人回憶他們，“小時候會說話”。
還有一個47歲的男人，20歲時父母離世，獨自在街上流浪了27年。入院前，他帶上1.8萬元，那是他靠撿垃圾賣廢品積攢的全部家當。
根據《東阿縣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救治救助與服務管理工作實施方案》，1年內，患者免費住院時間原則上不超過3個月。一些沒有親屬、沒有收入的精神障礙患者不得不先出院，獨居一段時間再回到醫院。李存峰希望，精神衛生專科未來能對他們實施“應收盡收”。
他總是提起2013年遇到的那個瘦弱的母親。上個月，老人因肺癌去世，終年76歲。她去世后，她的兒子被送往聊城四院。
“別把瘋子治成憨子”
不久前，張桂林進村探望患者，20歲的劉平（化名）正在院子里篩豆子。看到張桂林，他突然上前，摟住護士長說：“上飯館去！”
他主動和來訪的每個人握手，不斷重復著“別走了，上飯館好不”。前不久，這個年輕人剛剛賺到人生中的第一筆收入，想請醫護人員吃飯。
那是一份采摘玉米的活兒。早上8點，劉平就進了玉米地，一直干到下午5點，太陽落山。
劉平喜歡干活兒，但他比別人慢得多。雇主最初只想給120元，最后不忍心，給了150元，但只愿意雇他干一天。
他待在家，照顧行動不便的父親，偶爾出門，騎電動車幫母親拿快遞。母親曾想給他找一份學校食堂的工作，可他能做的削土豆、切土豆的活兒都被機器干了，沒有適合他的了。
有一次，張桂林去村里，向坐在路邊的老人打聽患者家的地址，說名字，老人搖搖頭說不認識；說“某某家精神有問題的那個”，老人馬上給指了路。這是每個精神障礙患者都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出院后，如何擺脫“精神病人”的身份，找回社會屬性。
一些出院的人，在衛生院習得了基本的社會能力，恢復得好的，成了服裝廠的工人、理發師、小販、建筑工人，重新成為家庭的勞動力；恢復得較差的，即使無法外出謀生，也漸漸學會和家人溝通。
他們迫切渴望融入社會，在衛生院，爭搶著做一些清潔工作，并引以為傲。
一名患者曾因酗酒引起精神障礙，躺在床上十幾年，每天喝兩斤酒，醉生夢死，家里的10畝地都荒了。
在衛生院住了兩個多月后，他回家過上了忙碌的生活：農閑時跟著鄰居去工地打工，農忙時在家種地。聽說有記者來訪，他急了：“下午你早點來，我要趕著去地里。”
他家瓦房前堆滿秸稈，他握住醫生的手，驕傲地說，“我胖了20多斤，煙也戒了， 都不尋思了”。
他把在衛生院參加的娛樂活動帶到日常生活里，和鄰居下棋、打牌。他曾經的“不堪”如今可以被朋友隨意調侃，“還喝酒不，再喝住院去”。
安玉勇想更進一步。他曾建議，給住院的患者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有助于他們恢復社會功能。李存峰也聯系過當地工廠，找到兩個“安全”的活兒，一是用漿糊粘花，制成殯葬花圈；二是分裝黏土玩具。他還準備幫患者跟工廠統一結算工錢。
但最后，李存峰還是放棄了這個項目，“怕外界不能理解這是為了治病”，怕被人懷疑剝削患者。
他小心翼翼地保護著這個運行一年多的精神衛生專科，這個外向大膽的人，也會流露出膽怯的一面——衛生院只是股級單位，“任何一點錯誤都是致命的”“我們是最底層的，底層得不能再底層了”。
有一次，李存峰把私家車停在醫院空地上，幾個患者在戶外活動時把車擦了一遍。護士長因此挨了院長一頓訓斥：“要是被路人錄下，傳到網上，被人說院長指揮精神病患者擦車，咱們的專科就辦不成了。”
在聊城四院，武建胤推廣 “農療”：醫院租下50畝蔬菜果園，患者每周輪流去地里摘菜、釣魚、包水餃，得到相應的報酬。他反對把病人困在病房里，只提供藥物治療，“這會把瘋子治成憨子”。
小錢辦大事
當初害怕砸了牛角店衛生院招牌的擔心，最終沒有成為現實。精神衛生專科開診以來，衛生院總體的門診量從3萬漲到8萬人次，醫護人員的收入也漲了。
精神衛生專科和兒科“都不營利”。但這家綜合性醫院的口腔科、外科、中醫科收入可觀。2020年，牛角店是全縣收入最高的鄉鎮衛生院，年收入1200萬元。李存峰驕傲地說，“我們割闌尾割得特別好”。
如今，牛角店中心衛生院迎來越來越多的觀摩者，他們來自各地，包括基層衛生院的醫護人員、縣級衛生健康局的公務員，還有上級主管部門。
武建胤分析，衛生院精神專科在早期籌備階段，趕上了國家衛健委出臺政策，鼓勵各級醫院合作；東阿縣衛生健康局、醫療保障局支持精神衛生專科，大開“綠燈”； 牛角店中心衛生院曾是二級醫院，相比其他鄉鎮衛生院，占地面積大，有更多發展空間。所以，它辦成了。
“還有，李存峰真正關心著精神障礙患者，也有能力做事。”武建胤補充，基層醫護人員隊伍中，關心精神衛生領域的不多。
2020年年底，聊城四院和另一家鄉鎮衛生院以同樣的模式合作，但由于該衛生院排查病人的能力不夠，入院人數始終達不到預期。武建胤說，未來，他會優先和離縣城較遠、偏僻的鄉鎮衛生院合作，再考察院長是否熱愛并重視精神衛生專業。醫護人員接受基層單位的外派工作，有助于考核和晉升。
東阿縣衛健局黨組書記侯阿民表示，之所以給牛角店中心衛生院“開綠燈”，是因為鎮子人口多，方圓20公里內能服務的人多。建成精神衛生專科后，能吸引濟南、德州的部分鄉鎮患者來看病。
東阿縣醫療保障局局長劉汝明說，全縣每年有4億元用于醫保支出，花在那間精神衛生專科的只有300多萬元，卻為精神障礙患者解決90%的費用，“小錢辦大事”。
比起二級醫院，他更愿意把資金用在基層醫院，讓更多村民就近看病，也節省費用。可是，有些鄉鎮衛生院吸引不了病人，一年給200萬元醫保資金都花不了，“發展得好的鄉鎮衛生院不多”。
眼下，普通病房的陪護家屬，也常來向安玉勇咨詢。有人要解決失眠問題，有人來幫親戚打聽，最后把親戚送來住院。
最近，一個出院半年的患者，又“如愿以償”地回到衛生院。他出院后，曾借女兒的手機給張桂林打電話：“我在家沒事，特別想你們，就愿意在你們那里住。”
這次回到衛生院，他作出再也不回家的架勢：“我就在這過年了！”
當他走進活動室時，一個曾和他待了一年多的病友沖上來，兩人抱在一起，他喊：“哎喲，我可想你了！”
“老焦，你可來了！”相隔半年，病友沒有忘記他。（魏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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