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生育需要更精準統籌資源投入
王丹
日前，深圳市衛健委就育兒補貼發放征求意見，擬對夫妻生育的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孩子分別發放補貼7500元、1.1萬元、1.9萬元。差不多前后腳，山東濟南也發布優化生育新政，落本市戶籍、按照生育政策于今年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周歲。
關于生育現金補貼，深圳、濟南并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在此之前，多地已有探索。不過，對于發錢鼓勵生育的效果，輿論反應卻較為復雜。不少人認為，不超過2萬元的育兒補貼，對于生育養育孩子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對現金補貼的政策效果存疑。
政府拿出真金白銀補貼，以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并促進釋放生育意愿。這樣的初衷并不難理解，也值得贊賞。從根本上來說，它指向生育成本社會共擔，試圖傳遞這樣一種信號：生育不僅是家庭的決策，也是公共事項，生育成本應由國家和社會共同承擔，而非家庭獨立承擔。
不過，社會輿論對此的復雜態度，倒也在意料之中。客觀來說，現有水平的財政育兒補貼，對于收入較高、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來說，確實不會成為促進生育態度轉變的關鍵因素；對于收入較低的家庭來說，這部分育兒補貼的確能起到一定的補償作用，但是否能顯著到改變生育意愿，答案或許未必樂觀。
真金白銀的補貼，金額不高，提振生育意愿效果不明顯，而要達到鼓勵生育的閾值，估計對一地財政來說是不小的負擔，可持續性亦存疑。要想讓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放大政策效應，不妨換個補貼“賽道”，比如增加托育公共服務供給。
此前有研究指出，兒童保育覆蓋率每增加2.9個百分點，生育率就會增加0.82%。就現實來說，對于潛在生育群體，尤其是作為生育主體的女性來說，導致生育恐慌的更多還是沉重的照料負擔。此外，對不少女性來說，由此帶來的職業風險和經濟折損，是不可承受之重。而近些年來，全社會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社會性別平等觀念的普及，則使這一沖突更加凸顯。
這也啟示我們，激勵或積極支持生育，從根本上說，還是要降低女性生育成本，穩定其成本預期。而這包括但不限于發展成本可負擔、方便可及的普惠性托幼服務，營造平等創業就業的職場環境等。
當前，各地托育服務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現為供給總量不足、結構失衡、模式單一等。眼下，可鼓勵用人單位自建，或政府與企業合作建立托育服務機構，為0至3歲嬰幼兒提供保育和照料服務，以切實降低育齡女性的養育負擔。值得一提的是，未來一段時間，隨著我國出生人口數的大概率持續下降，幼兒園空余學位或將增多，幼兒園開展托育服務的時機和條件日趨成熟。2022年，北京、深圳等地已開始“試水”，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利用空余學位開設托班招收2至3歲幼兒，相關探索值得關注。
一言以蔽之，對于鼓勵生育這項系統工程，各地因地制宜、更精準地進行制度設計、統籌資源投入，已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