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點執業落地，需要政策“組合拳”

廖新波建議，根據國外經驗，可以用雇傭合同加上《醫師法》管理所有的醫療行為。比如修改《醫師法》和《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所有執業醫師在省一級衛生行政機構注冊后，均可多點執業。無論是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是否同意本院醫生多點執業、允許多少時間用于多點執業，醫院的管理者、投資者都有自己的考慮，不需要衛生行政部門過度插手，后者只要提供政策保障和監督，保證信息、醫療安全即可。

要推行醫生多點執業，醫院就要全力抓好護理工作的規范化，努力創造一個安全、舒適、專業、溫馨的行醫環境和就醫環境，吸引知名專家和患者到醫院來行醫、就診。醫院的病區就像一個“標準的生產車間”，由醫生來生產“產品”，護士來護理和包裝產品。

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朱恒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朱恒鵬認為，改革既定制度不容易，關鍵看政府敢不敢下決心恢復醫生自由執業。因為，這涉及事業單位體制改革，一下子完全改變現在的格局不太可能。可以借鑒國企改革的經驗，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即繼續給離退休的醫師按照現行制度發放退休金，現在在崗的醫生保留國有事業編制身份及相應待遇，以后取消國有事業編制制度，新人全部采用合同制。

同時，還要改革養老保險制度。當前養老保險雙軌制很不合理，也不能維持。政府應該通過社會養老保險金，保障包括醫生在內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而不只是對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提供特殊待遇。社會養老保險應該對所有職工一視同仁，一律只保基本。

醫院可以引入企業年金制度，對不同職工設不同的年金檔次，讓醫師的工作能力和他所享受的退休金掛鉤。這樣一來，醫生“靠本事吃飯”的意識就會提高，不再去爭編制爭身份，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技術和患者身上。

圖為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王以朋

此外，緩解看病難只能靠多點執業嗎？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王以朋顯然有不同看法，“老百姓要看什么？要看好醫生，這就是看病難的最關鍵問題。”北京協和醫院擁有不可復制的優質醫療資源，即使讓協和的醫生有自主權可以到另外的執業地點去執業，但醫生的精力也非常有限。一個有能力的醫生即使一周到外院執業5天，每個點也僅是一天。所以，利用優質醫學資源，抓好醫學院學生和他們畢業后的教育，才是長遠之計。

“多點執業不是緩解看病難的有效途徑，具備多點執業能力的醫生本身已經在超負荷工作，精力有限。” 王宏志認為，緩解看病難的關鍵在于醫療資源的配置是否合理，是否能滿足人口和需求的變化。目前的就醫難很大程度上是醫療結構的問題。大醫院門庭若市，一號難求，小醫院無人問津，門可羅雀。應該建立合理的分級醫療體系，促使大醫院分流病人，實現常見病到社區醫院、二級醫院治療，疑難雜癥再到大型醫院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