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點40分，中日醫院急診科。張國強主任看了一眼等待采訪的記者們，腳步卻沒有一絲停頓地向病房走去。

留下一堆記者在原地，張國強邊走邊說：“不是說好10點才采訪的嘛。”

把記者撂在一邊，是因為記掛著昨晚剛搶救成功的幾個急危重癥患者。急診搶救室里已經人滿為患，短短十幾米的走廊，加了10張輸液病床，搶救室門口也加了5張床，而搶救室里面，還有十多張床。

“我們急診搶救室的床位是10張，每天要搶救40多人次。”10點多的時候，已經在急診病房忙碌了3個多小時的張國強終于有時間回答記者提問。他囑咐記者：“待會進搶救室，你們可千萬別拍患者。”在他看來，保護患者隱私，照顧好患者的情緒非常重要。

上午陽光正好，搶救室除了機器的滴滴聲，一切都仿佛歲月靜好。可沒人知道，昨夜這里經歷過怎樣的一番驚心動魄。

“今天早上剛搶救成功了一個25歲的姑娘，昨天下午2點多送來的時候她已經意識不清了，判斷為胰腺炎，伴有代謝紊亂并發癥，心率都160了。”急診科副主任顧承東用平靜的語氣描述著昨夜那場驚心動魄的“生死時速”：“我們搶救了十幾個小時，補鈉、補液、做血液透析……今天早上，患者終于恢復了意識，循環情況穩定，轉到ICU病房進行監護治療。”

中日醫院每年收治急診病人18萬余人次，搶救危重患者1萬余人次，像這樣的劇情每天都在上演，十幾個小時的高強度搶救，在顧承東眼中是家常便飯。

在搶救室巡查一圈后，張國強又來到了重癥監護室，他不放心1床的病人，是一位肺栓塞患者。這是極為兇險的危重癥，是張國強和醫生們接力似地輪流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胸外按壓才從死神手里搶回來的。

“通常心肺復蘇只需做半小時，但我們覺得他有希望，所以大家拼全力讓他恢復了心跳。”輕輕地靠近病人，張國強拿起聽診器仔細聽診，一邊聽一邊看著監護儀上的數據。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急診科的醫生們沒這樣說，但他們一直在這樣做。

最好的內功就是“忍”

張國強話不多，也不愛笑，按同事的說法，這樣才能鎮得住急診科緊張繁忙的場面。

“當然遇到過醫患糾紛。”張國強不愛看鏡頭，在記者的追問下，說起了當年的故事。

2007年，他剛當上急診科主任的第一個晚上，一位老人搶救無效去世，當時老人的家屬很激動，將老人的遺體擱置在搶救室不肯挪出來，甚至對醫護人員動了手。

“我找到家屬，和他們說，如果搶救過程中有何問題，醫院肯定有人承擔責任。至于到底是什么問題，我們可以找第三方來評判。”看到家屬情緒有所緩和，張國強又說：“現在這么晚，肯定不行，明天白天就能找人來做鑒定。你可以要求把所有醫療資料都封存，這都沒有問題。但是首先我們要尊重去世的老人，不應該這樣對待逝者。同時也要把搶救室讓出來，不能耽誤救治其他病人。”后來家屬最終同意先將老人遺體送往太平間。

“醫患雙方都要換位思考，這樣我們才會有一個正常的醫患關系”張國強說。

正是這份同理心，讓醫護人員的“忍功”修煉得越來越好。

“有一次，一位帶孩子來就醫的家長，由于著急，直接把病歷本扔在醫生臉上。但這位醫生仍然堅持回到崗位為患兒看病。”言語間，顧承東對受了委屈還在堅守醫生責任的同事們非常心疼。

醫患關系永遠有說不完的話，聊開了之后，張國強談了自己的經驗，“要先穩定患者家屬情緒，再找明白人說道理，就好辦了”。

在急診待了三十年，像張國強、顧承東這樣的“老江湖”已經能很好地管控自己的情緒。然而在一些年輕的醫護人員那里，有時難免會覺得委屈。

長著娃娃臉、穿著一身白色旗袍的護士杜濤今天不當班。說起自己前幾天的一段經歷，小姑娘還是有些難過。

“那天特別忙，我從早到晚上了一天班，很累了，最后快要下班的時候，來了一位老先生要輸液。但當時病人特別多，有點忙不過來，我說‘請您稍等，我處理完這位病人馬上過來’。家屬卻不耐煩了，劈頭蓋臉就開始沖我嚷嚷。我上了三年班，從來沒在病人面前哭過，但當時又累又忙的我實在是憋不住了。”說話間，杜濤垂著頭，一直捏著自己懷里的書包。

“我是真的為老人家擔心，一直想加快速度，盡快處理完病人馬上去幫助他，但最后家屬還是甩了一句‘你就是態度不好’。”

在副護士長張華看來，杜濤的委屈也是有客觀原因的。“急救車送來病人，即使在空間、儀器和醫護人員臨時不足的情況下，我們也必須把搶救放在第一位。如果床位緊張，醫生和護士會用診室做檢查的診床抬著病人去搶救室。如果搶救室滿員，甚至會就地搶救。”張華也很無奈，急診的入口沒有收住，源源不斷的病人涌過來，出口也不暢。很多病人沒有生命危險了，按理說應該去專科治療，但是沒有床位，病人也不愿意離開醫院，原本非常有限的空間就愈發局促。

“甚至還有在急診住院兩年的老人家，就是不走。說這里這么好的資源，萬一有問題隨時可以搶救。連子女都不想讓老太太回去。”張國強補充道。本應用于搶救危急重癥患者的急診醫療資源，被一些患者占用了很多。

“醫護人員在很忙碌很緊張的狀態下，有時解釋的語言說得少，但這樣會造成病人和家屬的不理解。所以現在就算再忙，我也要好好和他溝通、解釋，因為他是病人啊。”杜濤說。

平均年齡30歲，擔的卻是生死大任

急診科像杜濤這樣的80后挺多。“我們科室醫護人員平均年齡30多歲，在醫院是很年輕的科室。”護士長孫曄介紹。

“你們快采訪一下這個男護士，他剛下班。”杜濤指著身邊的小伙子，一笑露出兩個小酒窩。

被點名的是急診科的“男丁格爾”——男護士張路。小伙子穿著一件黑色緊身背心，露出結實的肌肉，倒像個學體育的大學生。“我們急診總共80多個護士，加上我有9個男護士。”張路拼命強調自己的“不特殊”。

被問到為什么要做男護士這個在很多人看來比較“另類”的職業，這個靦腆的小伙子坦言：“因為當時覺得專業缺口大，好找工作。”作為男護士，在同事眼里，張路更有體力優勢，抬病床，幫病人翻身更容易，遇事也更冷靜。“家里人不知道我的工作壓力有多大，但他們很支持我的工作。”

年輕人聚在一起總是嘰嘰喳喳，但是坐在旁邊的郭晶卻一言不發。“她昨晚剛上的大夜班，今天上午又參加培訓，已經累壞了，只想著回去睡覺。”杜濤幫她解釋說。

和郭晶一樣，急診室的醫護人員最缺的就是休息。

搶救室里，張素巧醫生正在向顧承東匯報病情。這位在急診科工作快5年，已經當了8個月住院總醫師的醫生，一平均一天十幾個小時都泡在醫院里。

“我們每3天就要值一個24小時的班，從前一天的早上8點，到第二天早上查房、交班，往往下夜班的時間已經到上午10點多了。”小張醫生一張娃娃臉，亮亮的眼睛總是樂呵呵的，她的老公現在深圳上班。為了不耽誤工作，她把孩子送回了老家，一家三口分居三地。而她近期還面臨著晉升考試和學術論文的壓力。

對于“什么時候是你最開心的時候”的問題，急診科醫生和護士都表示是“把病人搶救成功的時刻。”

苦歸苦，累歸累，委屈歸委屈，但當他們攜手把患者從死神手里奪回來，看到患者生命體征恢復正常的時候，杜濤和張素巧說那種感覺可以用“美妙”來形容。那一時刻的成就感會讓他們覺得，所有的付出全部都是值得的。

關了機器，采訪結束。杜濤小聲和我們說，“現在工作是越來越忙，剛才我們４個護士，除了張華姐結婚早有孩子了，剩下3個都沒有時間找對象。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