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尿液判斷疾病；運用特殊手法移骨治療骨折；用藥熏患處，治療婦科疾病或肢體疼痛……這些看起來神奇的治療手段不是巫術，更不是江湖郎中騙人的技法，而是我國少數民族醫藥（簡稱民族醫藥）中特有的治病技能，歷經千百年，依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然而，西醫的迅速發展以及目前民族醫藥從業者水平的良莠不齊，導致人們對民族醫藥產生了諸多誤解。

　　看蒙醫的越來越少，維醫都在轉行

　　談起民族醫藥，人們總會聯想到江湖郎中、巫術，甚至騙子。也有不少人覺得，民族醫藥就是在山里采摘一些野花野草，熬成給病人貼服或口服的土方子。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大部分人所持的看法是：“對那些去不了醫院的人來說，興許還有點用。” 

　　民族醫藥在其發源地的發展也不盡如人意。有調查顯示，現在看蒙醫的人越來越少，為刺激蒙醫藥的正常運營，內蒙古政府特別允許蒙醫院自配蒙藥出售。醫院卻借此政策，拒絕藥廠生產的蒙藥進醫院，只為獲得更大的利益。于是，本應是一家的蒙醫蒙藥，竟形成了“自相殘殺”的局面。在新疆，維吾爾族鄉村醫生的月薪僅1000多元，且醫院診所設施陳舊，這使得很多維醫迫于生計，不得不改行。 

　　傳承千年的民族瑰寶，正面臨巨大發展困境，是民族醫藥過時了嗎？

　　民族醫藥不等于土方子

　　“民族醫藥歷史悠久，某些治療手法和藥材仍然對某些疾病有著不錯的療效。”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研究院副院長龐宗然舉例說，蒙古族蒙醫的正骨術就是其中典型。外傷骨折后，蒙醫正骨師只需進行觸摸，確定患處，就能迅速施救正骨、固定，之后再配合藥物和心理輔導，不僅恢復快，見效早，有時康復效果比手術還好。 

　　北京藏醫院院長仲格嘉說，民族醫藥是在少數民族生活的環境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對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常見病非常有效。比如，藏族地區高寒地帶較多，關節炎高發，于是逐漸形成了對關節炎療效很好的藏藥浴。 

　　很多民族醫藥及手法源于經驗總結，但卻不能簡單地將其等同于“土方子”。近20個民族醫學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并在該理論體系下發展出特有的治療手段、用藥手法和炮制藥物的工序。有些人認為，民族醫藥就是用具有地域特色的藥物治療，但龐宗然表示，事實并非如此。以藏紅花為例，它源于阿拉伯醫，在隨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后，被藏醫所采用，并發展出了獨特的炮制方法和用藥理念。

　　與中醫類似，藏醫理論也強調問診。仲格嘉解釋說，這不僅因為通過問診能更全面地掌握患者病情，還有利于建立良好的醫護關系，及時為患者進行心理疏導。文化中的共鳴更可以拉近醫患關系，對疾病恢復也會有較好的作用。應該說，民族醫藥不是單純的用藥治病，更是對藥物的理解，對生命的理解，以及一種與民族密不可分的文化。

　　包容融合才能真正迎來發展

　　北京針灸學會會員、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理事馬文杰表示，交流、包容是民族醫藥發展到現在依然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例如，回醫擅用香料治病，有成熟的制膏方法；而在阿拉伯醫傳入中原前，中醫主要以湯劑為主，不會制膏。后兩者相融合，回醫的制膏技術為中醫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 

　　但近年來，民族醫藥發展卻過于局限，這也是導致民族醫藥目前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龐宗然認為，如果傳統醫藥能將現代技術方法手段融入其中，必然能讓民族醫藥煥發活力和生機。科技是沒有屬性的，比如西醫通過驗尿，可以獲知患者身體的一些指標；若該技術用于藏醫獨有的尿診，也有助于提高診斷效率，并起到促進藏醫發展的作用。但可惜的是，很多民族醫藥從業者對現代科技仍持抵觸態度。 

　　在龐宗然看來，傳統民族醫藥對于組方優化多持懷疑態度，這也是導致民族醫藥發展受阻的原因之一。藏藥以復雜用藥為特點，“七十味珍珠丸”更是藏藥中的經典藥方，但因為用藥多，且像珍珠這樣的名貴中藥成本太高，難以大批量生產。進行處方優化是控制成本、擴大生產的唯一途徑，但遺憾的是，“幾乎沒有幾家民族醫藥企業愿意做這件事。”龐宗然說，從這點不難看出，民族醫藥從業者尚缺乏整體規劃意識。 

　　要促進民族醫藥的發展，仲格嘉認為，首先要完善本民族醫藥體系的搭建。除藏醫、維吾爾醫、蒙醫和傣醫擁有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外，其他民族醫藥雖有自己的理念，但不是很完整。比如回醫是阿拉伯醫在中國的本土化，也有一些自己獨到的理念，但回醫經典《回回藥方》的大部分內容早已失傳。其次，要制定適合自身的、獨特的治療指導規范。目前來說，各民族醫藥都沒有一個統一、系統性的指導，很多用藥和治療只能參照中醫，無法結合本民族特點，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其發展。最后，民族醫藥的發展離不開媒體的宣傳，民族醫藥不是落后愚昧的封建糟粕，而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智慧瑰寶。讓它們合理健康地發展，有助于救治更多患者，或許有一天，民族醫藥也能像中醫一樣走出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