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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高傲的單身，也不要委屈的婚姻。”“不結婚，自己一個人更自由，更快樂。”“與其低質量的婚姻，不如高質量的單身。”……

婚姻是什么？好比一千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

為什么現(xiàn)在部分年輕人對結婚生育避之唯恐不及，結婚生育真的有那么可怕嗎？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為此進行了相關走訪。

“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自己”

今年28歲的楊舟，是一位自由設計師，有著穩(wěn)定的收入。面對家人的催婚，他顯得很淡定。

他告訴記者，這輩子不是不想結婚，而是一直在等一個合適的人出現(xiàn)再結婚。至于什么時候遇到那就看緣分，所以并不著急結婚，不想早早成家被家庭束縛。

在楊舟看來，結婚后要照顧家庭，在婚姻中投入的時間、精力成本太高，尤其是昂貴的房價、育兒成本都會成為生活的負重。自己正值青春，應該多享受個人的自由時光，多學點業(yè)務知識，提升自己的能力，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自己。

楊舟對待婚姻的態(tài)度，已經成為一些年輕人的內心想法。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意走入婚姻殿堂？

在采訪中，許多年輕人表示，結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好的婚姻里面一定是有愛情存在，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再者結婚后，面臨的房子問題、婆媳關系、孩子教育、生活開銷等家庭瑣事，會讓雙方陷入柴米油鹽的瑣碎當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劉德中分析說，婚姻生育本是很自然的事，大而言是人類為文明延續(xù)所應承擔的，小而言也是感情的自然結果。現(xiàn)在很多人恐婚，一方面是生活壓力大，結婚動輒要房要車，這還是第一步，婚后孩子的生育、培養(yǎng)，教育成本太高，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加上夫妻雙方家庭關系的處理也成為一大問題。同時，生育不再具有防老養(yǎng)老功能，人們要靠自己、靠社會保障的完善。這些因素都造成未來的不確定性太多，人們幾乎是用這一代的事業(yè)乃至一輩子換取這種不確定性，太沒有安全感了。

另一方面，現(xiàn)代人的價值觀念更加個性化，但未必理性全面，比如片面地講性別之間的個性權益，卻未能理性完整地看待婚姻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單元而夫妻應承擔的責任義務，太多負面的婚戀信息又進一步刺激人的不安全感，對情感、婚姻和家庭多了揣測、猶豫和不信任，少了寬容、妥協(xié)和共同維護，難免讓一些人心生畏懼，不敢輕易走進婚姻的殿堂。

“三觀一致是幸福婚姻的基礎”

在王英的人生里，從大學戀愛到結婚生子，婚姻給了她人生最寶貴的財富，讓她擁有了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

王英告訴記者，她今年30多歲了，已和愛人走過十年的風風雨雨，現(xiàn)在孩子都5歲了。雖然生活平淡，但是一路走來，家庭給予她安全感和歸屬感，夫妻倆為共同的人生目標一起奮斗，再苦再累都值得。這樣平靜又美好的日子，也讓彼此更懂得相互體諒，相互珍惜。

王英說起自己當初結婚的想法，回答得很干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當然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也就是‘三觀’一致是幸福婚姻的基礎，這樣即使婚后彼此有些摩擦，也會有良好的溝通。”

與王英不同的是，在一線城市生活多年的鄭榮告訴記者，“如果不考慮結婚生孩子，生活會很輕松；如果把結婚生子納入人生規(guī)劃，瞬間壓力倍增。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殘酷的現(xiàn)實讓我沒法去生孩子。”

在她看來，養(yǎng)育孩子的成本支出數(shù)不勝數(shù)。還沒有出生，就要考慮學區(qū)房，培養(yǎng)一個孩子，成長經濟上是一筆不小的負擔。鄭榮結婚有5年了，她告訴記者，還沒有做好生孩子的準備，等等再說吧。

山東工商學院副教授劉永輝分析說，結婚夫婦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經濟成本過高導致生育意愿降低。“少生優(yōu)生，幸福一生。”這是堅決不生二胎的父母的普遍想法。他們認為“就算生得起，也養(yǎng)不起；養(yǎng)得起，也學不起；學得起，也娶不起；娶得起，也生不起……”這好像陷入了無限循環(huán)的怪圈，但生養(yǎng)孩子成本的大量增加卻是不爭的事實。二是時間成本過高導致生育意愿降低。中國的教育進入了精細培養(yǎng)階段。大多數(shù)家長上班時要賺錢養(yǎng)家，下班后還要送孩子學習各種特長，晚上還要監(jiān)督孩子寫作業(yè)。每天必須得有個家長圍著孩子轉，時間精力會牽涉很多。

加強對婚育觀念的正面宣傳和引導

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平均結婚年齡自2013年起至2019年出現(xiàn)“六連升”，2019年更是創(chuàng)下新高，平均初婚年齡為25~26歲，其中，城市平均結婚年齡已經達到27歲，很多城市已經超過了30歲。以上海為例，從2005年到2018年，男性平均結婚年齡由平均25.3歲推遲到30.65歲；女性由23歲推遲到28.81歲。

另一組數(shù)據(jù)顯示，2017年，也是中國實行“全面兩孩”政策的第二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人，人口出生率同比下降了0.52‰，只有12.43‰。

盡管國家已經放開了二孩政策，但是人口出生率并沒有上升。

劉永輝表示，養(yǎng)育后代是每個家庭、每對夫婦神圣的使命和責任，生兒育女關系到人類的繁衍和我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后繼有人。因此，全社會要加強對婚育觀念的正面宣傳和引導，多層次多渠道了解適婚青年對婚姻和生育的態(tài)度，并對婚姻家庭成員宣傳生育觀念對家庭和國家發(fā)展的重大意義，力求通過多方面多渠道了解掌握婚育家庭對婚姻和生育的看法和意見，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對不同年齡段的青年進行差異化宣傳，引導婚育家庭樹立正確的生育觀。

中國婦女研究會副會長、廈門大學兼職教授葉文振建議，第一，既然婚姻內部的離婚和結婚存在著關聯(lián)性，那么降低已婚人口的離婚率、特別是父母親用更高的婚姻質量和紅利進行家庭內部示范，強化婚姻的時代價值和生命意義，將會減少對婚姻的恐懼和排斥。

第二，讓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走進家庭。突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tǒng)分工模式，支持基于比較優(yōu)勢上的婚姻資源配置，如果妻子更適合戶外的職業(yè)發(fā)展，給婚姻帶來更多的經濟收入，丈夫也可以做一個“男主內”的合作伙伴，全力輔助“女主外”的妻子工作，共同追求婚姻關系存續(xù)的利益最大化。對婚姻的樂觀預期也能有效地抵消恐婚。

第三，要對現(xiàn)存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進行結構式的調整，加大對情感教育、對婚姻家庭知識傳遞和能力培養(yǎng)的力度，尤其在大學教育中，要開設必修的戀愛、婚姻與家庭公共課，使得大學校園戀情實踐的價值觀形成和經驗獲得，都能很好地對接畢業(yè)以后的婚戀生活。

第四，建設一個友好型、婚姻支持型的社會，要把婚介納入公益事業(yè)規(guī)范化地激活起來，特別要提高它的信譽度；要把降低婚姻生活的經濟成本和社會壓力列入民生工程和社區(qū)服務；更要在法治社會建設的進程中，保護好女性的婚姻權益和對婚姻的特殊貢獻。

（應被采訪者要求，文中楊舟、王英、鄭榮均為化名）（見習記者 陳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