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價改革尚未駛入醫改深水區
放開藥價,取消大部分藥品的政府定價,就可以實現藥價回歸合理價位嗎?
答案可能未必。
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1996年,我國就曾首次放開藥價管制,還取消了藥品生產計劃。同時,政府又逐步限制和分批堵死了社會資本從事藥品流通的通道,改由藥廠與醫療機構直接進行藥品供需交易。政府的本意是取消批發流通環節,寄望由此遏制藥價的瘋漲。
然而,藥廠生產計劃一經取消,市場熱銷藥供大于求,醫藥購銷領域出現大量不正當、不規范的競爭行為,藥價反倒漲勢更趨失控。
1996年開始,國家不得不著手對藥物價格進行管制。
2000年前后,政府改“直接監管藥價”為“間接監管藥價”。并在十余年間連續30余次整體性的強制降價,然而,仍不能解決看病貴的問題。
同時,地方財政大力壓縮對公立醫療機構的正常投入,逼迫醫療機構“以藥養醫”成為唯一的生存之道。
王超認為,目前的藥價改革尚未使醫改駛入深水區。
“判斷改革或措施是否到位,要看它能否影響醫生開藥的那桿筆。”王超說。
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江蘇和山東的兩位醫生,均表示實際工作中對與此次藥價改革并無直接感受。
對于遲來的藥價改革意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表示,原本早該出臺的方案久拖不決,這說明藥價改革牽扯到多部門、多群體的不同利益。發改委把藥價放開是好事,但路只“走了一半”。
一方面,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的制度不改變,地方政府、醫院二次議價的本質仍然是行政定價,“藥價虛高”、腐敗等無法根除。另一方面,藥價放開了,醫療服務還是政府定價,多年不變的低廉掛號費,依然迫使醫院不得不從藥品上想辦法增加收益,如此患者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
張文生曾做過醫生、藥品銷售師,現在是醫藥行業律師,他認為:“取消藥品最高限價可能只是政府部門的表面舉措,之后可能會有更細節,更有效的舉措!
“比如,如果對醫藥的物流和稅收財務領域加強管控,可能會對醫藥行業產生比較大的影響!睆埼纳f。
“因為,在醫藥物流過程中,可以通過財務稅收手段,讓藥品從出廠價到中標價之間產生操作空間,產生利潤。如果能采取嚴格的管控措施,把這些空間壓縮掉,會對藥品行業產生比較大的影響!睆埼纳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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