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看來，百姓對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獲得感”，源于醫務人員妙手回春帶來的真切感受，那么，大家對公共衛生的獲得感恰恰應該源自“沒有感覺”。“關口前移，什么都不發生，就是公共衛生的成功。”

2004年，高福結束了13年的海外教職生涯，回到北京。彼時，我國剛剛遭受了SARS的無情摧殘。

“我回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SARS。”高福坦言，SARS疫情暴發之初，他便開始與中科院相關機構商討對策，“一流的疾控體系首先要有一流的科研支撐”。

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正是高福的專長。此后十余年，就職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高福和傳染病“較上了勁”：他領導的科研小組系統地研究了包括H5N1、H7N9、新型蝙蝠流感在內的不同亞型流感病毒，以及新型冠狀病毒囊膜蛋白與受體的結合、病毒釋放及病毒耐藥機制，在《科學》《自然》等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取得“大滿貫”。

在高福看來，這些成績的取得與近些年國家對基礎科學，尤其是傳染病相關領域的重金投入直接相關。“863”計劃“百人計劃”“973”計劃等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數百億元的投入，無疑為基礎科研的發展奠定了基石。

接下來，高福又將目光投向實際應用，用他的話說，既要有基礎科研的“頂天”，也要兼具實際應用的“立地”。2011年，高福就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這讓我的視野從基礎科研拓展到與國民健康緊密相關的公共衛生政策與全球健康策略研究”。

SARS后的中國公共衛生，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2009年，我國啟動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覆蓋人群逐步增多，服務項目不斷擴展，迄今共包含11類內容。國家規定的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標準，也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5元增至2015年的每人每年40元。與此同時，疾控機構與醫療機構、農村和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傳染病聯防聯控機制初步建立。

我國不僅在部門間有效開展了傳染病聯防聯控工作，還將其成功延伸至國外。高福說，以登革熱為例，自2010年以來，我國在云南省邊境地區建立了68個瘧疾防治咨詢服務站，在緬甸邊境地區建立了80個瘧疾防治咨詢服務站。通過及時溝通疫情信息、實行跨境疫情處置聯防聯控機制，有效阻止了境外大量登革熱病例輸入。

2014年3月，埃博拉病毒疫情迅速在西非蔓延，僅僅數月，近3萬人感染，1萬多人死亡。同年9月16日，中國政府派出59名（后增至62人）工作人員組成首批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移動實驗室檢測隊，出征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開展埃博拉出血熱檢測工作。

作為檢測隊隊長，高福說，首批移動實驗室檢測隊累計檢測血液樣本1635份，占到塞拉利昂全國檢測量的1/4。“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衛生領域規模最大的援外行動。同時在全球化時代，傳染病無國界，不控制疫源地，它會向全世界蔓延。所以我們必須把防控關口前移。”

傳染病防控，關鍵還在一個“快”字，力求第一時間將病原扼殺在搖籃里。自2004年起，國家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網絡直報系統上線運行。到目前為止，我國疾病防控信息體系已運行28個業務應用系統，涵蓋公共衛生、免疫規劃、救災防病等大部分疾控領域，縣級以上醫療機構傳染病報告率達98%，平均報告時間縮短至0.8天，為防控決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

經過十余年不懈努力，SARS后幾乎從“廢墟”上重建的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已然脫胎換骨。“更為可貴的是，我們沒有忘記傳統優勢——愛國衛生運動。”高福說，這項傳統工作幾乎涵蓋了公共衛生領域的所有內容，與百姓健康息息相關。